论语中的经济学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篇第九章）。鲁哀公向有若问道：年成饥荒，朝廷的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你为什么不采用“彻”这种十分收成，收取一分收成的税收政策呢？鲁哀公说：我十分收成，收取两成的税收尚且还不够用，还要说收取一成。有若回答道：百姓富足了君王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王又怎么会富足呢？

这是《论语》中难得讨论的经济学问题，我颇感兴趣，想加深理解，想再看一些现代人有关《论语》的论著。到新华书店在书架上翻到一本王蒙所著的《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于是就把它买下。王蒙是文化大家，担任过我国的文化部部长，希望看他的著作可以开阔自己的思路。可看了他的著作之后的感觉是愤怒----被称为文化大家的名人怎么能写出这么不靠谱的著作？

看他的翻译第一句就让人吐血，“哀公向有若请教：‘赶上灾荒饥馑之年，不够吃的，怎么办呢？’”

哀公不是明君没有那么礼贤下士，对有若不是请教，最多只是政策的咨询，向谋士咨询和请教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本文中的“用不足”指的是哀公用度不足，不能满足他腐朽的生活需要。用不足不是哀公吃不饱，哀公还没有困难到吃不饱的境遇。用不足也不是老百姓吃不饱，老百姓确实吃不饱，但这不是哀公所担心的。本文中的“用不足”与百姓无关。这本书的翻译很狗血，点评更狗血，他利用本文对我国80年代国强民不富进行批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所谓的文化大家根本不理解儒家思想。他的著作与他的名声真是名不副实。

《论语》这一小段文字生动地展现了哀公与有若的不同形象和内心感受。

在饥年老百姓吃不饱是不用说的事情，否则就不叫饥年了，在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份，哀公担心的不是老百姓，而是自己用度不足，不能满足自己腐朽的生活需要。这初步反映了一个坏君主对老百姓的态度，后面哀公的行为进一步反映了这一坏君主的嘴脸，在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的饥年，这位君主做了什么呢？是进一步地加强对老百姓的盘剥，把老百姓的税收增加一倍，从十分之一的税收增加到十分之二，而且还不满足，不排除继续加税的可能。短短的几个字把为追求自己腐朽生活而压迫人民，对人民疾苦麻木不仁的坏君主，描写得一览无余。

有若的话充分反映了他以民为本，对老百姓要实施仁政的儒家思想。“彻”是孔子十分推崇的周文王，推行的税收制度，老百姓十成收成，国家收取一成。这是很低的税收制度，要比我们现在的税收负担要轻得多。我国目前平均的税收负担在30%以上，全国的财政收入占GDP30%以上，“彻”比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税负要低。

在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很不发达，财富的积累方法不多，没有银行更没有银行存款，君主的用度是靠向老百姓直接收取，收取多少用多少。那时更没有像现在，国家还有那么多的金融工具可以使用，国家钱不够用了可以发行国债、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多发行货币等。在那时减税就意味着君主的收入减少，也就意味着君主要过相对艰苦的日子。在饥年，有若首先想到的是，采用较轻的税收政策减轻人民的负担，他的思想体现以民为本的儒家思想，这一政策必然包含对君主的约束，君主应该控制自己的用度，有若的思想也间接地体现了民为重，君为轻的思想。

有若的后面对哀公观点的反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百姓富足了国君哪有不富足的？百姓不富足又哪来的君主富足呢？有若在此除了体现他对哀公对老百姓加税的不满以外，还教育哀公不要把老百姓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富裕必须先让老百姓先富起来，这也反映了儒家在经济学方面的思想光辉。

哀公不懂经济只会玩零和游戏，他只知道掠夺老百姓的财产，他不管自己财产的增加就是老百姓财产的减少，在发生饥荒的年代他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势必造成恶性循环。相反有若知道短期约束君主的开支，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让老百姓富起来，这样君主才能真正地富有起来，他用的是双赢的方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有利益对立的一面也应有统一的一面，要统治好老百姓必须把老百姓和君主两者的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这也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

在国家财政困难的状况下，为政者怎么解决这一难题，孔子还有更精彩的论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篇第七章）。子贡问怎么管理好政务。孔子说：财政要富足，武装力量要强大，要建立人民信任的朝廷。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去掉一项，在三项中先去哪一项？孔子说：减少军备开支。子贡又问：在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两项中先去哪一项？孔子说紧缩朝廷用度。从古到今谁都难免一死。如果朝廷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国家就立不足脚。

在哪个年代收入不足以支付开支是经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先舍弃什么？孔子认为先“去兵”，然后是“去食”，在这里“去”只是去掉一部分的意思，这“去兵”不是不要武装力量，指的只是减少军备的开支。同样“去食”不是不吃饭，而是节俭开支的意思。要保留的是民信，“民信”是立国的基础。孔子把“民信”放在国家军事力量和朝廷财政开支之上，在财用不足时先减少军备开支和朝廷支出。在儒家思想中人民对朝廷的信任应放在最重要位置。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革命根据地财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这一困难怎么办？毛泽东采纳了党外民主人士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精兵简政政策的普遍实行，对于减少消费，增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物质困难，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起了积极作用。军队的精兵简政工作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陆续开始，至１９４３年底基本结束。实行这一政策后，部队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战斗力有所提高，并使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到加强，从而更加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

“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现在普遍认为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那么这“精兵简政”真的是李鼎铭的思想吗？我认为李鼎铭其实就是把论语中“子贡问政”的这段文字的内容概括而来的。抗日战争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足食，足兵，民信”然而边区的财政收入难以支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加重了百姓公粮的任务。百姓的日子自然过得十分艰难。电视剧《延安颂》中有一个情节，一个寡妇上有年老的婆婆，下有几个小孩，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村干部还是催缴公粮，她说了一句雷怎么不把毛泽东劈死啊！当时就被抓起来，要考虑的是否要枪毙她。毛泽东知道以后很难过，送了一袋粮食和一只羊，并派人把她送回去。毛泽东问身边的干部，我们政府粮食不够加派公粮，那么老百姓没有粮食怎么办？

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怎么办？《论语》开出的药方是“去兵”就是减少军费开支，“去食”就是减少政府开支。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精兵的目的之一就是减少军费开支，简政的目的就是减少财政开支。最后达到减少百姓的负担的目的。边区政府能事事替人民着想，这样的政府取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这不就是“民信”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人民对抗日政府的信任有莫大的关系。以上分析，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时，采用的精兵简政，来自《论语》中的智慧。只是对《论语》中的智慧有了发展，精兵简政的精兵不是简单的减少军费开支，简政也不是简单的减少财政开支，他都是以提高效力为前提条件，在军费减少，财政开支减少的情况下，军队战斗力不下降，政府的效力不下降，这是对《论语》中内容的丰富与发展。

现在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首先要考虑的是减轻企业的负担，减税是其中的一个选项。我国经济目前正在转型期，中央政府强调改革，强调简政放权，目的就是减少政府的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与《论语》“去兵、去食、民信”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可是在地方的某些政府，会在经济不景气情况下做出增加企业税收的做法，因为在执行者中不乏哀公这样的人。例如在杭州地区我所在建德市的经济是最差的，要想让建德的经济发展起来，作为建德的地方官本来应该要考虑的是怎么减轻企业的负担，让企业发展起来。但地方官做不到，新来的领导，在全市的财政工作会议上各部门汇报了企业的困难，希望给企业一个优惠的税收政策，但领导考虑的不是企业的发展，而是自己的政绩，其他县市税收增涨，建德市不能落后，要完成税收任务。为完成税收任务，税务干部只能竭泽而渔，不管企业死活。这种做法和哀公没有什么两样。

要当好官首先要学会对老百姓的仁慈。孔子认为怎么当好官不需要学习，对待老百姓能像对待初生婴儿一样就可以了，就好像妇女不需要学会带孩子才嫁人一样。我们现在的干部就缺少对百姓的仁慈之心。不管在什么时候当官的人对百姓有一颗仁慈的心总是必要的，共产党的干部也要读论语。

我和我老婆讨论以上问题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你研究《论语》的这个问题对你有什么帮助？我告诉她，这太有用了，你看人们为什么喜欢到经济发达的地方去投资？因为在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在招商引资的时候会给你开出很优惠的政策条件，可是你到了那里以后，企业容易死，因为只有你一个企业盈利，各个行政部门都盯着你，光是来你企业考察的人，吃饭也吃死你，企业如果你侥幸还能生存，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必须帮助政府完成税收任务，企业能好得了吗？你看杭州市到十一月份就完成税收任务了，税务稽查部门就不会拼命地到企业去稽查了，建德税收任务没有完成，企业哪怕没有问题也需查出点问题，补点税收。你看企业在哪里生存更容易。我们律师有的时候需要陪企业到外地考察是否适合投资，以上的智慧对你有帮助吗？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篇第二章）。

子张问孔子：怎么样才能管理好政事？孔子说：尊崇五样美德，摒弃四种恶政，这样就能管理好政事了。子张问：五种美德是什么？孔子说：君子给予民众恩惠而自己不浪费，劳动民众而民众不怨恨，有欲望而不贪婪，舒泰而不骄横，威严而不凶猛。

子张问：给民众恩惠而自己不浪费怎么做呢？孔子说：看民众哪些地方可以得到利益，便在哪些方面引导他们去获利，这不就施予恩惠而不浪费了吗？选择可以让民众劳作的时间和事情让民众去劳作，又有谁会怨恨呢？追求仁德收获仁德，还有什么可以贪求呢？无论什么人，君子都不敢怠慢他们，这不就是舒泰而不骄横吗？君子衣着整齐，目光正派，神态庄严，令人看了产生敬畏之心，不就威而不猛了吗？

子张问：四种恶政是什么？孔子说：不经教育，便加杀戮，叫作暴虐；不先告诫，便要成功，叫作暴躁；开头懈怠，突然要限期完成，叫作坑害；同样给人东西，该出手时又出手吝啬，叫作小家子气。

在《论语》中“君子惠而不费”以及孔子对其解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讨论的是政府管理事务中的经济学问题。他对我们目前国家经济管理仍然非常具有指导意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力极其有限，为了发展民生政府拿不出太多的钱来，但还是要想人民得到实惠，怎么办？用《论语》中的智慧，就是看人民在什么地方可以获得利益，政府就引导人民在什么地方获得利益。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很多地方的百姓还吃不饱穿不暖，政府怎么办？从国外采购粮食，解决人民吃饭？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政府采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吃饭问题，政府就让他们努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政府没花钱，但人民得到了实惠。这就是政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的体现。

我们的政府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在改革开放之前，学校放暑假，我参加生产队劳动，劳动的内容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大家都吃不饱，很多人想办法把荒山开垦出来，种一点南、瓜玉米等等，被公社发现了，要求生产队派人将其铲除，在这过程中人的内心都流着泪，现在还让我记忆犹新。这种行为不是利民而是害民。

现在的政府官员，还会做一些费而不利的事情。政府官员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什么事情能够发家致富，政府给予资金的扶持，最后农民不但没有赚钱还赔了钱。这就是政府浪费了钱财而人们得不到实惠。中央电视台报道山东某地的领导，去了一趟法国波尔多，看法国波尔多生产葡萄可以酿酒，他想我们所在的县纬度和波尔多一样认为也可以种葡萄酿酒，发展葡萄酒产业。回国以后政府补贴种葡萄，还引进了葡萄酒厂。结果是，一颗葡萄也没有中出来，政府花了钱却把当地的百姓狠狠地坑害了一回。这件事情说明，政府的官员除了有利民的想法，还要弄清楚什么事情可以真正利民。

中国政府想要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消除中国贫困人口，其政策就是精准扶贫，看不同的家庭，通过什么办法会赚到钱，然后就帮助他在哪个方面赚钱，把政府的利民政策和贫困人口自身的努力结合起来，让他们脱离贫困。这就是《论语》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从而达到，惠而不费的结果。这个政策比单纯地给贫困人群拨付救济金要好得多。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一思想还可以体现在国际事务中。儒家思想是要治国还要平天下。我们中国不仅要参与国际事务还要引领国际事务，不仅应该只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还应该引领国际秩序。怎么才能建立一个中国引领的国际秩序，并做到惠而不费呢？现在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实际就是建立一个中国引领的新秩序。我们在推行这“一带一路”政策的时候，都强调了与某国想要建立的战略构想相一致，也就是拟推行的就是人家想要的，我们推行的“一带一路”可以给沿线的国家带来利益，而不需要我们中国有很大的花费。这不就是我们的领导人的智慧与《论语》智慧的高度契合吗？

这和美帝国主义不同，美帝国主义，想推行他所谓的自由、民主，企图通过战争的手段推翻他认为不民主的政府。美国用战争手段推翻了伊拉克政府也推翻了阿富汗政府还想推翻叙利亚政府，战争的花费是巨大的，可是结果不但没有建立他所想要的自由民主的政府，带来的是地区的混乱与极端主义的滋生蔓延。给世界人民带来的不是利益而是危害。这也反映了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智慧。

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对我们现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都极具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