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倒的孔家店

秦始皇离我们太远，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在此不予讨论，但“五四运动”，离我们还很近，我们共产党积极肯定“五四运动”的意义，那么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错了吗？这个问题有讨论的必要。

南宋的理学家朱熹捧杀了“四书、五经”

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乱，没有哪一种思想可以独统中国，由于没有思想的牢笼，思想学说上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出现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等一大批思想家，和他们为代表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学说。也是因为百家争鸣，各家的学说思想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到了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家，被当时的统治者采纳，百家争鸣变成了一家独鸣。儒家的学术思想成为统治人们的思想。更可怕的儒家的思想学说成为考取功名的唯一手段，回到清朝被推翻以前，提到“四书、五经”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的威名把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足足统治了一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对儒家思想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在南宋以后，知识分子想寻一条生活的出路考取功名，达到读书做官的目的，必须熟读“四书、五经”对“四书、五经”的见解还必须是朱熹的见解，除此之外不误他途，不论你的学问有多高，拿也是白搭。除非你不想当官，像山西太谷一带的晋商、安徽一带的徽商，他们头脑一流，可以通过经商发家致富。其余没有真正没有这个勇气和胆识的只有靠读书考功名一途。

元、明、清三朝都是三级取士，先县试考秀才，再通过乡试（ 全省会考）考取举人，最后全国大考，进京考进士，中状元。这三级去仕都离不开“四书、五经”。不然，你纵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通晓诸子百家之学，但离开“四书、五经”你就休想取得功名，你的学问越高与读书做官一途永远是背道而驰。

更可气的写文章，还必须写成固定格式的八股文，如果你的文章不按八股的格式写，那么你的文章就是韩愈、苏东坡还好，也就只有拍拍屁股走路，考不上功名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就批判过，新形式的八股文章。看来八股文章余毒很深很广。

一种思想统治中国一千多年，对中国人的思想形成了严重的桎梏，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枷锁，如果不改变不尊儒家的局面中国人的思想就不能解放。所以“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扬弃八股文，变成大革命的浪潮，那也是势所必至，势所必然的结果。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我们的思想就不可能解放，也不可能接受世界新的知识，中国的文化的复兴更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我们需要改变的只是儒家思想对我们思想的桎梏，儒家有光辉灿烂的思想内容，如果把他放在一个可以批判，可以竞争，可以发展的环境中，那么他就不会被打倒，如果说儒家的思想被打倒，不如说是被朱熹捧杀的。

“五四运动”以来，由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中国的教育普及了，知识普遍了，对世界知识的吸收力增加了，对于国家的进步有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使得对于中国古今文化形成了断裂。中国古代文化库的宝库中堆积着太好的东西，几千年来的文化古籍都以古文保留着。现在的人因为接受白话文学教育，受古文阅读能力所限，就很难打开那个宝库了，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朱熹的理学曲解儒家思想也为打倒孔家店提供了借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秦伯篇第九章）。这段文字朱熹的理学将其解释为：孔子说：民众可以让他们按照上司的命令去执行，却不必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段话成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依据，也成了“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罪证。其实孔子这句话的本意并非如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认为这是朱熹理学故意将《论语》这两句的圈点句弄错了，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理解为民众的知识水平都高了可以被使用的时候让他们自由地发展，民众的知识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那么就教育他们使他们智慧。

到底是哪种解释更符合孔子的本意呢？笔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跳开这一句话，从《论语》中找一找孔子对民众的态度是否都主张采用愚民政策。

笔者寻找了《论语》中孔子对于投资者如何统治百姓，会发现孔子从来不主张愚民政策，他希望通过教育民众，使民众能够更好地被使用。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篇第二十章)季康子问孔子：要是民众严肃认真、忠心耿耿、互相勉励应该怎么做？孔子说：你用庄重的态度对待民众，民众就会对你严肃认真，你孝敬父母慈爱子女，民众就会对你忠心耿耿，你举用善人，教育能力差的人，民众就会相互勉励。这段文字讨论的是统治者如何更好地统治民众，孔子强调的是统治者行为的示范作用，以及对弱者1的教育行业帮助。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第九章)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驾的马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在怎么办呢？孔子说：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冉有说：百姓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育。孔子从来没有忘记对民众的教育。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篇第三十章)孔子说：用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参加作战，就等于抛弃他们。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论语》尧曰篇第二章)在这段文字中有一句话是“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孔子说：不经教育，便加杀戮，叫作暴虐。从孔子在论语中的言行，可以看出孔子不论在统治者对民众的统治，或让民众参加战争，甚至对待罪犯，都强调对民众的教育问题。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篇第五章)孔子说：领导和管理一个拥有千乘马车的大国，要慎重地处理政事，并讲究信用，要节约开支爱护百姓，役使他们要在农闲的时候。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第二章) 仲弓问什么样才算仁。孔子说：出门办事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办重大祭典。不想发生自己身上的事情，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在朝廷不招人怨恨，在家族也不招人怨恨。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明让我这样去做吧。

从《论语》中以上章节，都非常确定的一点，孔子除了强调统治者在统治民众的时候应该重视对民众的教育，对役使民众要选择民众农闲的时候强调要非常慎重地使用民众并把它提高到“使民如承大祭”的高度。

孔子在《论语》中，他所表达的思想具有一致性，所以笔者认为， (《论语》秦伯篇第九章) 不能读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应该读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然孔子还真的成了愚民政策的罪魁，而被冤死。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篇第十章)子夏是孔子的学生，他对孔子的学说是一脉相承。子夏说：君子在受到某种信任以后才可以去劳动民众；没有受到信任就去劳动民众，民众会认为你是在虐待他们。君子得到信任以后才去规谏，委屈的信任时你去规谏长官会认为你是在毁谤他。子夏也认为不能无条件地役使民众，否则民众会认为你暴虐。

由于南宋理学家朱熹对儒家著作的解释成为了不二的解释，人们不能突破也不敢突破，禁锢人们的思想。其实朱熹对论语解释的谬误还有。如：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篇第八章）9．25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篇第二十五章），把“无友不如己者”解释成为不交不如自己的朋友，这就是逻辑的悖论，你想家的朋友，按这一标准对方肯定不肯交你这样的朋友，那么天底下就没有朋友。再如：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篇第十一章），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解释成要是儿子在三年内没有改变父亲生前行事的准则，就可以说是孝顺了。如果父亲是小偷是强盗，儿子是否要当三年小偷或三年强盗才算是孝顺呢？

有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错误的也必须当作是真理那才是可怕的，人们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先打倒孔家店，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孔家店被打倒，是被南宋的理学家们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