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律问题整理（一）

一、拐卖妇女、儿童罪相关认定

（一）被害人自愿出卖不影响拐卖妇女行为性质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可以通过承诺让渡人身自由、健康权和生命权等权利，一般采取否定态度。也就是说，被害人同意的存在并不必然阻却行为的违法性。（尹某等拐卖妇女案）

（二）拐卖妇女、儿童罪中行为的具体认定

1.贩卖行为认定（江某娣等拐卖儿童案）

“贩卖”并不仅限于“既买入又卖出”，以出卖为目的买入的，或以获利为目的卖出的，均属于“贩卖”。出卖捡拾儿童的，应以拐卖儿童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出卖捡拾儿童的行为，与采取偷盗、强抢等方式拐卖儿童的行为相比，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2.引见介绍行为认定（张某英拐卖儿童案）

虽未明列于刑法第240条，但若促成交易且具备拐卖儿童罪构成要件，应以共犯论处。

（1）帮助卖方出卖：明知卖方拐卖儿童仍为其介绍买家，无论是否获利，原则上认定为拐卖儿童罪共犯；作用较小、获利少的，可认定为从犯。

（2）帮助买方收买：若买方确为收养且不被追责，介绍人通常不构罪；若以介绍收养为名，收取高额费用、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构成拐卖儿童罪；明知买方收买后拟转卖仍介绍的，以拐卖儿童罪共犯论处。

（3）居中介绍、促成交易：在买卖双方之间居间介绍的，原则上以拐卖儿童罪共犯论处。

 3.偷盗婴幼儿行为认定（郑某某拐卖儿童案）

（1）偷盗婴幼儿中“以出卖为目的”系主观要件，即使未实际实施出卖行为，亦可构成拐卖儿童罪。

（2）“偷盗婴幼儿”外延不仅包括秘密窃取，还包括欺骗、利诱等其他手段。

（三）既未遂认定（陆某分、王某明拐卖儿童案）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客观行为包括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六种方式。上述行为可归类为：

1.手段行为（拐骗、绑架、收买）：以实际控制被害人为既遂标准。

2.中间行为（接送、中转）：以将被害人送至指定地点或交给指定人员为既遂标准。

3.结果行为（贩卖）：以将被害人贩卖出手为既遂标准。

（四）共犯

1.共犯的认定：明知他人实施拐卖犯罪，仍提供帮助（如提供住所、介绍买家），无论是否获利，均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未获利或作用较小的帮助犯，一般可认定为从犯。（张某红拐卖妇女案）

2.主从犯的区分及量刑：应根据各共犯人的分工、地位、作用、参与拐卖人数、次数及分赃数额等因素准确区分主从犯。对强抢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主犯，可依法判处死刑。（苏某得、李某彬等人拐卖儿童案）

3.共同犯罪的既遂标准：共犯的既遂标准与单独犯罪相同。若共犯人均实施同一种行为，以该行为是否既遂认定整体犯罪形态；若存在分工，分别实施不同行为，则任一共犯人的行为既遂，即视为全体既遂。（陆某分、王某明拐卖儿童案）

二、正常介绍婚姻与以介绍婚姻为名的拐卖妇女罪区分

（一）本质区别：出卖目的与人格商品化（吕某友等拐卖妇女案）

    正常介绍婚姻：以促成双方自愿的合法婚姻为目的，居间联系并收取合理费用，尊重妇女意愿与人格尊严。

拐卖妇女罪：以非法牟利为根本目的，将妇女作为商品出卖，完全无视其意志，侵害其人身自由与人格权。尤其当妇女为精神、智力异常的无责任能力人，无法正确理解介绍婚姻行为性质时，行为人以介绍婚姻为名收钱，目的是出卖妇女牟利，此行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拐卖妇女罪。 本质是人口贩卖行为。

（二）拐卖妇女罪关键判断标准（刘某祝拐卖妇女案）

主观：“出卖”妇女以谋取非法利益的主观故意。行为人并不关心妇女对婚姻是否同意。

客观：对妇女实施了欺骗、强制等非法控制手段，剥夺其人身自由与意志自由，使其处于被非法处置的客体地位。

（三）注意问题（刘某祝拐卖妇女案）

1.被拐卖妇女的意志并不影响该罪的成立。

2.明知系被拐卖的妇女为其介绍婚姻收取费用的行为，构成拐卖妇女罪的共犯。

3.获取财物价值的大小并不影响拐卖妇女罪的成立。

4.许多时候，被拐卖妇女的亲属对其被拐卖不知情。拐卖妇女犯罪会使被拐卖妇女被动脱离原有家庭和社会关系，严重破坏其家庭与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