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骗取型职务侵占罪中，诈骗罪的相关辩护要点仍具有适用的可能性。例如，是否存在欺骗行为、单位及相关人员是否陷入错误认识、是否给单位造成财产损失等情况。以保险代理诈骗为例，隐瞒投保人未来投保的内心意愿是否符合诈骗型职务侵占罪中的“欺骗行为”，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按照传统诈骗罪的观点，未来发生的事件通常不能作为欺骗的对象。同时，在保险代理相对独立的情形下，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有时并未形成持续的信赖关系。此时，保险代理人的不告知行为虽可能违反相关商业道德，甚至存在行政违规的嫌疑，但其是否与刑事上的告知义务具有等价性，也存在讨论的余地。此外，即便认定隐瞒投保人未来投保的内心意愿属于欺骗行为，但投保金额是否应从职务侵占数额中扣除，与诈骗罪中“财产损失”的认定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可以对此进行辩护。

司法实践中，若行为人的行为同时具有符合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的可能时，主张以职务侵占罪定性，有时能实现轻罪甚至无罪辩护的效果。

在窃取型职务侵占罪的场合，行为人对于单位财物的占有是“利用职务之便”还是“利用工作之便”，是区分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核心关键，可以通过论证行为人基于职务，对涉案单位财物具有主管、管理、经手的实际控制与支配权，其窃取行为依托的是职务便利，而非仅利用工作中接触财物、熟悉作案环境的工作便利。实践中常存在的误区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将单位财物非法销售牟利，此时部分观点认为由于行为人的职务内容不包含销售等处分权限，所以行为人是利用工作便利，事实上此处的“职务便利”是指“控制与支配单位财物”的便利，至于职务本身并不需要“处分权限”，此时完全可以通过进行“利用职务便利”的辩解，主张以职务侵占罪定性。

在骗取型职务侵占罪的场合，有观点认为，其与诈骗罪的区别包括对象与目的，特别是欺骗交易相对人，私自收取并占有其支付给单位款项的场合，在单位遭受最终损失的情形下，宜认定为职务侵占罪。相反，如果通过合同交易，目的在于骗取交易相对方履行合同，此时交易相对方可能会遭受损失，则可能会认定诈骗罪或者是合同诈骗罪。因此对于上述情形，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应辩护。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主刑法定刑分成三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两档，相较于职务侵占罪，最高的法定刑较低，因此在部分情形将行为定性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对于行为人而言，比定性为职务侵占罪更为有利。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与职务侵占罪需要进行辨析的情形，主要出现在公司、企业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其控制的公司、企业增设交易环节，以占有交易价差。在这类行为中，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和职务侵占罪区分的核心要点在于，所增设的交易环节是实际增加还是虚假增加，中间环节是否属于真实的经营行为，以及行为人控制的公司、企业是否实际承担了经营风险。若中间环节确为真实经营，且行为人控制的公司、企业承担了一定的经营风险，则倾向于认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反之，则宜认定为职务侵占罪。当然，两者之间的具体区分确实存在一定困难，而正是由于边界的模糊性，也为辩护提供了一定空间。

在医疗机构、学校、村委会工作人员的相关案件中，依据工作人员是否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以及占有财物时是利用职务便利还是公务便利的不同情形，该行为会被定性为职务侵占罪或贪污罪。尤其是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关键在于判断是利用职务便利还是公务便利，以及主犯的性质。此时，可从主体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利用的是职务便利还是公务便利等方面，为行为人进行罪名辩护。

此外，在保险代理等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场景中，可以尝试主张行为人与单位之间是平等的民事关系，而非具有人身隶属性的职务关系，即行为人不符合本罪作为身份犯或义务犯的主体身份要求。但需注意的是，司法实践对此类认定倾向于从宽处理，对于职务的认定并不局限于“具有劳动关系”，同时，这种辩护存在被转而认定构成诈骗等其他罪名的风险，需谨慎评估。

职务侵占罪的主观方面要求具有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单位财物的目的，该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多通过客观行为推定，否定非法占有目的，进行挪用资金罪罪轻辩护或者无罪辩护，是常见的辩护策略。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辩护，主要包括“占有目的”和“非法性”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否定行为人具有占有目的。实践中往往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予以推定，例如行为人具有偿还能力且有实际的偿还言行，未实施隐匿财物、销毁账目、携款潜逃等逃避返还的行为；侵占的财物未用于个人消费、非法、高风险投资，而是用于具有盈利可能性的合法经营活动；行为人始终认可单位对财物的所有权，仅系临时占用且有明确的归还计划；单位资金审批制度不规范，行为人侵占的财物实际用于单位公务支出，仅系财务操作不规范，并非为个人谋取利益等。第二层次是否定占有行为的 “非法性”。若行为人确有占有单位财物的行为，可论证其（主观上认为）占有行为不具有非法性，进而否定 “非法” 占有目的。例如行为人对涉案财物享有合法的民事请求权（如单位长期拖欠工资、分红、奖金等，行为人系自行主张权利）；民营企业中股东与公司存在正常的资金往来，行为人支取资金系基于股东身份的合理操作等。

针对民营企业因“家庭式运营”所引发的财产混同情形，判断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进行综合分析。这其中涵盖公司的经营状况、财产混同的方向（双向或单向）以及股东的习惯等因素。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呈现双向流动，股东将工资、分红投入公司运营，且此种情况已获股东默认，那么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应持审慎态度。反之，若公司经营状况恶化，股东单方面侵占公司财产，则更倾向于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行为人在司法机关立案追诉前，主动返还的单位财物数额，可以主张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若扣除后数额未达 3 万元的立案标准，可直接主张不构成犯罪。针对诈骗型职务侵占罪，被害单位从涉案交易中实际获得了相应的货物、服务等对价，该部分对价对应的数额，并非单位的实际损失，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针对司法机关指控的数额，与行为人无关的部分、重复计算的部分等，应当剔除精准认定行为人实际侵占的数额。

本罪的法条经历了《刑法修正案（十一）》（2021年3月1日施行）的重要修改，其中法定刑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增设罚金刑，将原两档法定刑调整为三档，降低了第一档法定刑但将最高刑提至无期徒刑。因此修改后的职务侵占罪在不同档次的法定刑部分，有些处刑较旧法轻，有些处刑较旧法重，因此对于行为时是旧法，而裁判是新法时，需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予以适用。另外此种情形场合可能还涉及“是否超过追诉时效”的适用，主流观点认为如果依据立案侦查时的法律规定未过时效，且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在新的法律规定生效后应当继续审理。言外之意，是否意味着若立案侦查的法律已经是新法，而根据新法追诉时效已过，则因超过追诉时效而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从追诉时效的角度开展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