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叫下梓洲，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为什么叫下梓洲呢？因为我们村上游，三、四里地有一个村叫上梓洲。现在上、下梓洲、毛洲以及横坞口四个村合并，统称梓洲。

     梓洲是我们建德市，唯独一个没有通公交车的行政村。不是因为我们村交通不方便，恰恰相反我们村处于三县交界的交通要道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国绝大部分乡村交通还十分闭塞的时候，战备公路已经从我们村通过，我们村是全国最早可以汽车通行的乡村之一。现在怎么成了建德市唯一一个没有开通公共交通的行政村了呢？我们村在建德、桐庐、浦江三县交界处，我们村到浦江县城、到桐庐县城只需半个小时的车程，可到建德市区去需要一个小时，我们村是离建德市区最远的村，我们村到建德市区需要过境桐庐地界，再加上我们村人口少出行人数稀少，开行公交车会有亏损，财政不愿贴钱，所以就没有通行公交车。幸好大多数村民有了私家车，对生活的影响不大。

     我们村的南面是马岭，它是一座笔架山，村中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溪流通过，出村数里有一个极小峡谷，蜿蜒曲折，叫五盘关，现在这里造了一个“关里水库”，水库坝高20米，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水库底部最窄之处只有两米多宽，所以被称之为“关”了。为此我们村有一个传说：“前面笔架山，后面五盘关，会出一斗芝麻绿豆官。”据说有一次乾隆皇帝路过，不知是什么原因触怒了他，他便随口说道，“前面笔架山，后面五盘关，只出刁蛮不出官。”皇帝开了金口，所以我们村就没有再出什么当官的人了，像我这样的人，当官无缘，但作为一个刁蛮还算合格，所以我做律师比在官场混更合适。

     乾隆皇帝真的有没有从我们村走过已无法考证，但我们村确实位于古代的重要官道上，现在我们村所保留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文物的几座宋代的古桥，足以说明这一点。马岭古道沉淀着厚重的历史印记。

     可以代表我们村出刁蛮的还有一个故事，我们村外的官道上要造一座桥，村里派人向一个有万贯家财的寡妇募捐，为了强调这座桥的重要，说这座桥建在三洲共一埠的地界。三洲不假，上梓洲、下梓洲、毛洲，桥边有水埠头也不假，但是溪流只有数米宽。从寡妇处募的了巨额银两，桥的落成典礼请寡妇出席，寡妇坐船到鸬鹚湾，她看到狭窄的河道就知道自己被骗，转头就回去了。这个故事生动地描绘了刁蛮的形象。我们这么小的一个山村，但梓洲人非常固执的用“洲”而不是用州，估计与上面这个骗人的故事有关。

     我们村的人脑子确实比较好用，特别是我们的父辈更显如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农村都靠煤油灯照明的时候，我们村就造了一个极小的水电站，说是水电站恐怕不准确。引水渠把水引到一个可以储存数百立方米的高位水池，然后用水的势能带动水轮机，白天用水轮机作为动力碾米、磨面等，晚上带动一台三四千瓦的发电机发电。当时我们下梓洲村只有两百多户人家，每户人家两盏15瓦的白炽灯，特殊的开关控制，楼上亮灯时楼下熄灭，楼下亮是楼上熄灭。三四千瓦的发电机也可以点亮我们山村的夜晚。蓄满一池水，能发电两个小时，一池水用完发电停止。由于这个秀珍水电站的存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只电灯而没有煤油灯的印象。我们村用电照明比其他乡村早了近三十年。

     我们村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有乡村企业，生产锄头柄、洋锹柄、洋镐柄、擀面杖等。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乡村企业更是红火，车木厂、针织厂、钢筋拉丝厂、水晶制品厂等。后面整个浦江县的水晶产业都是从我们下梓洲发展过去的。

  我们村的人还是很会读书的，上世纪的高考就如同万人过独木桥，而我们村存年轻能考上学校跳“农门”的人比全市的平均数高出数倍。有的乡村数十年出不了一个大学生，我们村每个生产队都有数名大学生。

     时间到了本世纪，我们村的企业全部倒闭，一家也没有留下，原因不外乎人才向城市流动。太多的年轻人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反而成了乡村企业人才断档的一个负面因素了。另外远离建德市区，没有政策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开通公交车的行政村，就是没有政策支持的实例。我们村太小根本无法支撑任何产业的发展，是最根本的原因。

     现在村里的新房越来越多，原来的土坯房已经不见，村里的环境也越来越美，但村里住的人越来越少。我回老家离除夕只有四天，大部分的年轻人还没有回家，乡村的景象难免有些落寞。美丽的乡村和稀疏的人群形成了反差。缺少了人，乡村振兴，难乎哉？难矣！要拉高全国的GDP需要更高的城市化，乡村振兴必须逆向而动，平衡点能找到吗?